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人工智能、宇宙移民与生命工程的讨论已从专业学界延伸至公众视野，技术如何改变生命、塑造伦理、重构未来，已成为科幻写作的重要母题。2025年出版的两部小说，即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的《轨道》和中国科幻作家王晋康的《水星播种》，分别从个体经验与文明演化两个维度，探索了技术权力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关系。

布克奖获奖作品《轨道》是萨曼莎·哈维于2023年创作的科幻小说，中译本于2025年1月由中译出版社推出。该书以国际空间站为背景，讲述了六名宇航员在高度技术化的轨道空间中共度九个月的生活细节。小说不追求宏大设定，而是以克制的笔法展现人在密闭技术系统中的感知失衡与人性挣扎。

王晋康的《水星播种》则将视角拉远至十亿年的时间尺度，描绘一部关于技术与文明之间关系的未来寓言。这部小说于2025年由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出版，是近年来中国硬科幻作品中最具哲学深度的代表之一。小说以“技术成为信仰”的悖论为线索，讲述一个富翁为完成姑姑的遗愿，将金属生命播撒于水星并自我冷冻，最终却被其后代误奉为神而毁灭。小说深刻揭示出，当技术被脱离理性语境而加以膜拜，它便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神话、权力乃至灾难的源头。

两部作品从微观与宏观、现实与寓言的双重层面提出相似的问题：技术是否真的中立？技术究竟是统治生命的权力工具，还是服务于人类文明的辅助手段？面对科技主义带来的伦理缺失，人类应如何书写自身的未来？归根结底，反科技主义所坚持的，并非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坚守人性与伦理的价值底线。

技术暴力与意义失重

在《轨道》中，作家聚焦技术如何渗入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结构，从而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作家借助典型场景展开对技术介入生命伦理的批判，比如对实验小鼠的观察。在空间站上，实验鼠被系统性地变成数据和样本。宇航员千惠对实验小鼠表达了自己的悲悯，但她还是遵循技术流程给它们取样、分析、标记。在现代技术语境下，服务于技术目的的他者生命被归入实验体系，彻底丧失其存在的主体性。

《轨道》，[英]萨曼莎·哈维 著，林庆新 译，中译出版社2025年出版

在宇航员进入轨道空间站后，技术并未以进步的姿态示人，反而削弱了人在地球上享有的存在感。哈维通过对身体变化、时间感消解以及存在焦虑的描写，揭示人在技术建构的环境中如何逐步失去其主体性。首先是身体的退化。在太空舱内，宇航员们的身体变成无法定位的漂浮物，不再具备主动组织动作的功能。这并不是短暂的适应期，而是常态。技术不再服务于身体的需求，而是要求身体去适应技术设定的节律。其次是时间结构的失衡。宇航员每天要绕地球飞行16圈，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地球日内，他们将经历16次日出和16次日落。作为人类生理与心理的基本调节机制，昼夜节律在这里被彻底打乱。宇航员被反复提醒要“多看手表”“提醒自己是新的一天”，时间从自然流动的经验转向由技术施加的认知锚点，必须靠意识主动维持。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人类开始失去对“当下”的自我确认。此外，宇航员们因为逐渐失去了对自己存在价值的确定而感到焦虑。肖恩的内心独白揭示了此焦虑的来源：“我简直就是一个密封在铁罐里的罐装人，离死亡只隔着四英寸厚的钛金属舱壁。”在他眼中，太空舱是一层将自己与世界隔开的屏障。这种隔绝既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生命过于依赖技术系统的正常运行，人只是这套系统中可被量化的存在。他的思维的“彻底停滞”源于自我无法从环境中获得确定性反馈，当生存只依靠技术而非自然时，人对生命的基本信任也开始瓦解。《轨道》中的轨道空间是一个扰乱节律、剥离感知、消解意义的技术环境。在这里，人被技术精准维系着生命，却在身体的悬浮与时间的紊乱中指向精神的混乱与价值秩序的坍塌。

技术信仰的反噬寓言

《水星播种》以极具未来感的设定，讲述了人类以科技介入自然演化、最终反被自身构建的信仰体系反噬的伦理寓言。小说中，男主角继承姑姑遗留的科研成果——一种原始金属生命体，并在亿万富翁洪先生的资助下，将其播撒到最适宜其生存的水星表面，作为“播种者”完成了一个冷静理性的科学实验。为了见证这些金属生命的未来进化路径，洪先生选择冷冻自己，并驻守水星，每千年苏醒一次，作为观察者记录文明演化的进程。然而亿万年之后，金属生命体演化为新的智能种族，名为索拉人。他们在失去原始知识的情况下，将洪先生误认为是造物主，将其神格化为文明的起源之神，并试图在宗教激情驱动下“复活”这位“神灵”。然而，他们并不了解洪先生的冷冻技术原理，在将其“神体”暴露于摄氏700度的阳光之下时，造成了不可逆的烧毁。面对“杀神”的现实，索拉人并未反思自身行为，而是迅速建构出一个“神罚”神话，将其解释为“神躲避父星之光”而自焚，以宗教逻辑掩盖了因技术丧失与滥用造成的悲剧。

《水星播种》，王晋康 等著，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出版

科技本身并不具备意志，也无法承担伦理判断，但它始终携带着人类的意图投射。洪先生的“沉睡”象征着技术在时间中的中性沉积，而他的最终“焚毁”，则揭露了技术被神化之后所蕴含的风险。技术一旦脱离理性框架，便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可能转化为毁灭文明进步的引信。

小说中，索拉人并未理解洪先生留下的技术，而是用主观想象将其神化，构筑出一种貌似完整、实则误解的信仰。他们将遗迹、残片、文本拼接成崇拜体系，却从未真正理解这些技术的原理与历史。这种失真的信仰压制了理性思辨，又释放出难以预料的破坏力。当“复活”失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追问事实，而是用新的神话层层封闭可能的追责路径。正是在这一刻，洪先生的沉默具有了深刻象征意义，他代表了被误读的技术本身，也象征着技术创造者的无力控诉。王晋康借由这个设定向人类发出了警告：技术若脱离人类理性与伦理框架，其所引发的后果将不再由原初意图决定，而是由接受者的理解能力、权力结构以及文化选择所主导。技术必须被嵌入正确的伦理结构之中，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误读、崇拜、暴力和极权的工具。

重构人类未来的伦理坐标

《轨道》和《水星播种》以两种不同的叙事路径，反思着当代技术及其影响下的文明到底应当如何发展。前者以近乎静止的太空日常，呈现宇航员在失重空间中面对制度控制、身体退化与感知紊乱的精神困境；而后者则以宏大的时间跨度描绘技术播种者如何在后代的误读中被神化、焚毁，最终化作一场被信仰遮蔽的伦理灾难。两者在路径上各异，但最终都殊途同归，说明技术的胜利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失去伦理框架与主体自觉的技术，一定会通往异化的深渊。

真正值得书写的未来，必须摆脱对技术全能的幻想，回归人自身的现实处境与伦理认知。技术可以拓展可能性，却不能替代人类对自然、情感以及他者生命的基本理解。技术不是命运的书写者，也不应成为文明的信仰，它始终只是工具，而非价值的源头。只有当人类不再膜拜技术，不再容许其主宰生命的意义，而是将其纳入服务生命的辅助角色，才能避免在轨道中失重，从播种走向焚毁，才能负责任地书写属于人类自己的未来。

(本文作者张生珍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