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其本质在于“发现规律—创造应用—反哺认知”的辩证运动。这一过程既遵循科学逻辑的内在规律，又彰显实践导向的创造力量，构成了破解“卡脖子”难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底层逻辑。

一、科学发现：技术创造的逻辑根基与实践起点

科学发现与技术创造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科学发现作为技术创造的认知前提，为实践提供“可能性空间”；技术创造作为科学发现的物化形态，将理论可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者构成“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螺旋上升运动。

从宏观规律发现来看，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为技术创新锚定方向。在农业领域，我国科研团队通过长期监测农作物生长周期，揭示出光温水肥耦合规律，据此研发出智能化种植系统，使粮食单产提升15%以上；在材料科学领域，对纳米尺度物质结构特性的研究，催生了石墨烯薄膜制备技术，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向轻量化、高效化迈进。这些实践表明，技术创造必须以科学规律为“坐标系”，唯有先回答“客观规律是什么”，才能解决“实践路径如何走”。脱离科学认知的技术尝试，终将沦为无目标的盲目试错。

从微观机制解析来看，基础研究的突破为技术创新破除瓶颈。医学领域对肿瘤细胞增殖机制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基因突变驱动癌细胞无限分裂的关键路径，据此开发的靶向药物实现了从“杀死癌细胞”到“精准调控免疫监控”的治疗革命；能源领域对光伏效应中“光子—电子”转化量子机制的认知突破，推动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技术迭代，使光电转换效率从10%提升至26%。这些案例凸显了基础研究对技术安全和效率的保障作用，忽视基础认知将导致技术创造陷入经验依赖的低效循环。

二、技术创造：倒逼科学发现边界拓展的实践动力

马克思指出，技术需求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创新实践中，技术创造不仅是科学规律的应用延伸，更能在突破瓶颈过程中拓展科学认知边界，形成“技术挑战—科学响应”的逆向创新逻辑。

技术瓶颈往往成为科学认知突破的起点。在半导体产业，芯片制程微缩遭遇量子隧穿效应的物理极限，传统硅基材料的技术路径逼近理论边界，倒逼科研界转向碳纳米管、二维材料等新型半导体材料的基础研究，催生了后摩尔时代的技术探索；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度学习模型的“黑箱决策”问题暴露认知盲区，推动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交叉融合，开启了类脑计算与可解释AI的新方向。可见，技术实践中暴露的异常现象是理论边界的“信号灯”，推动科研重新审视基础认知框架。

实践需求更能牵引理论创新范式的变革。当技术挑战触及现有理论盲区，且创新主体具备问题转化能力时，实践需求便成为理论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续航里程与充电效率的技术瓶颈促使科研团队突破传统电池材料理论，在固态电解质界面膜（SEI）形成机制、锂枝晶生长动力学等基础理论上取得突破，推动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升30%以上。这种从“应用倒逼基础”的创新模式，打破了“先理论后应用”的线性思维，彰显了“在创造中深化发现”的实践价值。

技术创造对科学发现的“逆向赋能”，依赖两个核心条件：一是技术问题的理论关联度——只有触及现有认知盲区的深层矛盾，才能成为打开科学新领域的“钥匙”；二是创新主体的协同整合能力——需构建“问题定义—协同攻关—应用验证”的创新闭环，实现工程数据与科研资源的深度耦合。

三、制度创新：构建“发现—创造”双向赋能的协同桥梁

科学发现追求“真理性认知”，技术创造强调“有效性价值”，二者的目标差异易导致“索洛悖论”（即科技投入增长与生产力提升不匹配）。制度创新通过规则重构，破解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脱节困境，成为激活双向赋能的“转换器”。

在目标导向机制方面，我国推行的“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制度，通过需求量化、理论锚定、市场验证三重路径，精准对接产业痛点与科研方向。例如，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将“检测误差＜0.8%”“井下实测＞10000小时”等工程指标嵌入科研攻关目标，推动形成“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验题”的创新闭环，相关领域成果转化率提升至60%以上。这种以市场端真实需求倒推研发方向的制度设计，既避免了基础研究的盲目性，又破解了技术开发的短视化问题。

在竞争激励机制方面，多团队并行攻关模式形成“多轨探索—择优迭代”的创新生态，释放创新主体的创造潜能。通过差异化技术路径的竞争碰撞，打破单一团队的路径依赖，推动技术方案在迭代中趋近最优解，如新能源汽车领域电池技术的“三元锂—磷酸铁锂—固态电池”多元探索，加速了产业技术升级。

在资源整合机制方面，通过国家实验室体系重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化运作、中试平台网络布局等制度设计，推动创新要素从“分散囤积”向“高效流动”转变，构建起“基础研究发现规律—应用开发转化规律—产业转化验证规律”的螺旋上升体系，为“发现—创造”循环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科技创新的本质特征与中国特色创新体系建设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科学发现、技术创造、制度创新三者的协同进化：科学发现为技术创造提供认知储备，技术创造将理论可能转化为实践现实，制度创新则破除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激活双向赋能的乘数效应。

建设中国特色创新体系，需把握三重逻辑：

一是强化基础研究的“源头供给”。夯实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学科根基，加大对“从0到1”原始创新的长期稳定支持，构建“自由探索+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布局，为技术创造提供丰厚的理论土壤。

二是培育创新“主体动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其从“技术应用者”向“创新出题人”转变，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形成“问题在一线提出、成果在一线转化”的创新生态。

三是完善制度设计“生态支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解“四唯”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质量、贡献度、影响力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健全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让创新活力在制度保障中充分涌流。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起点上，唯有深刻把握“发现”与“创造”的辩证统一，以制度创新打通“科学—技术—产业”通道，才能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全球科技创新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张亚军，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河南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项目编号：2024JC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