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条与新技术有关的新闻，值得琢磨。

一条是，扬州一位盲人管先生，在某运营商营业厅办理手机卡时，被刷脸这道关口难住了。因为刷脸时，系统要求他“睁眼”验证，这超出了管先生的生理极限。营业厅拒绝提供其他办理渠道，最后管先生的业务办理不成功。

管先生太难了。今年6月1日即将施行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实现相同目的或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目前已实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也明确，刷脸要取得对方单独同意，不得将刷脸作为提供服务的前提等。可以说，法律所倡导的理念是明确的。管先生带了身份证，眼疾肉眼可辨，为何一定要刷脸？

另一条是，最近有大学生将自己原创的论文发至主流论文检测系统，结果显示“AI率”过高。有“好事者”纷纷将《滕王阁序》《背影》《三体》等文学作品拿去该论文检测系统检测，同样显示不合格。当然，这种检测方式不一定足够科学。

两条结合起来，前一条反映的是不当使用新技术给办事人造成困扰，后一条反映的则是一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使用过程中带来“测不准”效应。

这是一个新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值得欢呼，也启人思考。新技术本身或使用过程有不完善的地方，也可以改进，但还是要注意，在新技术推广和使用过程中，应避免两种效应。

第一种是“懒政效应”或“阻碍效应”。也就是说，要注意防范，某些新技术的使用，不但没有增进福祉，反而降低了福祉。

还是以上述管先生的事情为例。在没有刷脸技术的岁月里，盲人办手机卡反而是顺利的；现在有了刷脸技术，这位管先生反而办不成了。这就是新技术不当使用带来的障碍。

同样典型的是当下普遍存在人工智能客服。不少人怒称一些单位的人工智能客服是“人工智障”。相信大多有过使用体验的人会有相同的感受：靠这些人工智能客服，很难解决问题，有时它们自己就是问题。

对这些现象再透视下去，更值得人深思：一些人设置这样的新技术，究竟是真的要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是为了推广新技术、方便群众办事，还是方便自己减轻负担？

第二种是盲目崇拜效应。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为新技术的强大而欢欣鼓舞。甚至，一些人几乎完全“臣服”于新技术。比如，有人写文章、作总结，全权委托AI生成式大模型；有人觉得人工智能开药方也挺好；有人甚至把汽车方向盘也放手给辅助驾驶，自己当起甩手掌柜……

对此，窃以为，不应“神化”新技术。它们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生产工具，是人的劳动的对象物。人类自身才是它们的天花板。恰当地使用，能助人类一臂之力；而盲目地崇拜，则难免滋生风险。

尤其当前很多新技术还在初兴阶段，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使用，取决于深度开发的能力。比如同一款AI产品，不同的指令输入方法，得到结果质量完全不同。再比如AI大模型在某一行业的落地，需要结合具体场景去进行深度学习和训练，优化算法。可见人的因素，在新技术的普及过程中，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忘记这点，容易忽略人的重要性，让新技术成为“背锅侠”。

对服务行业而言，还是应该用新技术来方便服务对象，而非图自己省事。否则，新技术就成了老把戏，成了偷懒、耍滑的遮羞布。